当时家里不同意我去北京工作，希望能回家考公或者gap一年留学，就断了生活费。刚毕业那半年是很难衔接上的。入职培训的时候公司新员团建，我说了自己现在很难，北京本地的同期立刻给我转了几千并说有钱再还。我没好意思要。培训完回到当时的部门，leader也说可以借钱给我过渡。我还是婉拒，但多少有了底气。有底气、加上不信任借贷平台，这两项加在一起在今天来看，竟然也算是一种幸运。

清退那年我在北京待到第三年，小今也快要毕业。当时我们住在一起，在清河，整租了一个小一居，靠我的工资结余和他的研究生补助交房租。钱不够用的时候常常要骑快7公里的车上下班。但是很快乐。春天的时候，骑车可以看到很多花。一种叫光谱的月季，初开是明黄色，慢慢会变成粉红。几乎能从暮春开到秋天。对北京渐渐就有了感情。

自如当时每个月有一次免费保洁，会有人上门做卫生。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。

有的阿姨会悄悄给我微信，希望可以绕过平台接活。我没能让她挣着这个钱，实在是当时的自己也太窘迫了。也有的保洁阿姨很健谈。她觉得你态度好，就愿意说说自己。也印象最深的一位是河南人，给我看自己院子里种的花和菜。朋友圈还有大女儿和小儿子，大女儿读了一个二本的物流专业。她问我，这个好找工作吗？我说现在快递发达啊，一定很好找，不过要多找点实习机会简历才好看。她又说怕分配到仓库之类的地方，要干粗活。我猜测说那不会的，大学生还是会做一些偏管理的工作。她就很高兴。

下一个月来的还是她。这次说要给我把床底清理下，我很紧张，说算了，我从来没扫过里面。她说你已经很干净了，有的人就等着保洁来干活，平时一点家务都不做。清完灰看到我种在阳台的芍药和死掉的绣球，就说我不会养花，然后又给我看自己院子的照片。

我问，你会不会想家？
阿姨说，想孩子，但不想家。
为什么不呢？
我老公打人的。在家里也是干活，这里也是干活。还能挣钱。回家腰板直。

那时候是夏天。骑车到公司会先去卫生间凉快一会儿，怕同事闻到身上的汗味。芍药刚刚开过花，绣球还没来得及开几朵就被我养死了。不过依旧是不怎么来雾霾的、蓝天白云的、让人喜欢的北京的夏天。

秋天升了职，涨了工资。家里的态度软化了不少，父母也在改变自己。天气恶劣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打车了。小今在冬天到来之前拿到了两个offer；一个是投行的，足够我们在北京留下，只是会经常驻外出差，压力也大；一个在南方2.5线城市，稳定但挣得不多。我们很犹豫。好像就在我们迟疑的时候，冬天来了。

清退彷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。我记得是要求“整顿对象”在三天内搬离，否则采取强制措施。所以对当事人对旁观者来说都非常突然。当时不用微博，消息是在豆瓣上看到的，很多人把自己的ID改成了“低端某某”，我搜了一下才知道“低端人口”这个定性。后来有媒体出了清退地图，最近的地方离我住的小区直线距离也不过2.2公里。靠近西二旗软件园、靠近所谓“互联网命脉”的后厂村路的清退点，就更多了。这一片的“低端人口”，正是为互联网“高端人才”提供便利的生活服务的一群人——从餐饮到拼车到保洁。社会本来就不是均匀分层的食物链，而是交织互利的网络结构，如同森林。但一直在上方俯视的人，是看不到的。

那一个月，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。新进的应届生和实习生惶惶不安，因为清退的动机是防止火灾，隔断间也在整改之列。我们也已经听说同公司的人下班回家发现隔断被拆，私人物品全部被扔掉——哪怕就在两年前，北京政府还透过本地新闻称赞隔断间优化了居住效率，因此各大中介纷纷如法炮制。
周末在家，街道的人敲门，说要进来检查有没有隔断，我让进门。群里说了这事，几个小朋友很慌。实习生说房源特别少又涨价，单间要2500+，实在吃不消。

买了房的同事们也不好受，因为强拆和清退就在自己眼下发生。有个同事掏空爸妈的积蓄在北苑买了婚房，清退发生后接纳了附近暂无住处的人来家里过渡。当然也有人持那种观点，即“整改是必须的，本来就有火灾隐患，留时间窗口只会让这些人想到变通的方法”。讽刺的是，说这话的人却是毕业那年给我转钱的同期。

上下班打车变得很难。快车司机也在撤退。我曾经遭遇过一次司机的性骚扰，所以上车只坐后排玩手机。一般司机看到这个态度也就不找你硬聊了。但是清退发生后，几乎所有还能遇到的司机，都有强烈的倾诉欲。他们会说，这里再往东边哪里哪里，有个人上吊了。断水断电，东西烂在冰柜了，借钱开店欠了二十多万，想不开就自杀了。有个司机给我看了一个视频，是北京某小区楼下的私家车一夜之前全被人砸烂。他边放边说，也不能这样子做事情。然后又补充，不过这样政府为了社会稳定肯定会松口的。

还有一次晚上加班到很晚，打上车出了软件园，司机问我，能不能和我聊聊天。我刚要发作，他马上说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快要离开北京了，心里舍不得。

后来聊了一路。梳理下来也就是平凡的人生，十九岁就来北京打工，别人攒到钱08年之前买了房，就他把钱寄回老家盖房子了，错过了在北京扎根的机会。接下来攒一点钱，做生意，赔掉。然后打工再攒一点，又赔掉。最后一次欠钱了，就开起了快车。

说话都觉得太轻巧，只好沉默。司机也不介意，在前面把着方向盘，说现在没地方住了，东西都在后备箱，晚上就睡车里。我找到唯一可以说的话，就说你不要在车里开空调，容易一氧化碳中毒。他说烧油也要钱，不会开的。快到家了故事也说完了。他总结到，真不想回老家啊！回去就是被人笑话。我说，那要不然等春天再看看？这种政策都是一阵一阵的，没准会好的。

他突然很坚决。不回来了，回来也伤心。这都是命。北京是给你们这种好好念书的人准备的——好像北京是一个悬浮的大蛋糕，只要你足够优秀，就唾手可得一样。

回到家里，和小今说这件事。小今说，他学校的食堂阿姨员工也被赶了，原因是住在学校里的地下室，也被认定为不安全因素。后来我在豆瓣上也看到消息，而且要是我没记错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“岳昕”这个名字。我忍不住哭了，我和小今说，想回家，想回南方。

然后，我们也决定离开。

清退以后，过不了多久就是春节，很多人离开后不再回来了，我们在北京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时。春天又一次来了，二月底我们回住处一番大扫除，因为太累了午睡一直到下午四点。醒来看到修宪的消息，一梦之隔，变了世界。要好的同事在优衣库的试衣间里看到消息，很平静地买了那件衣服回家。河南的保洁阿姨，再也没能遇到，微信上问她还在北京吗，也没有回复。三月份山桃花还是一样开，在勺园看花，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和身边人争论，说：“修宪是必要的。如果两岸开打，可能随时进入战时状态。”我想到我的家乡就在那对岸，妈祖庙里常有台湾来拜拜的人，但连转身反驳的勇气都没有。四月份，三角地有人贴了一张毛笔字声援岳昕，落款是“湖底群魂”。那个周末进学校被保安拦下了，问我为什么带相机，我说紫藤花开了。他将信将疑。

那天拍的紫藤花一直留在我的朋友圈背景里。

我们终于回了南方。远离灰色的冬天，但它无处不在。至于具体的、有来龙去脉的种种人生，他们并不关心。只敢在朋友圈里隐晦说一句“这个冬天太冷了”的世界里，一切仿佛都只能认命。而我唯一的希望是，不信命的人，如果能多一些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