课后一位学生找我讲震旦职业学院告密事件,他极厌恶告密行为和视频里那些学生的态度,因为他听外婆说过太婆(外婆母亲)怎么死的:大约六十年代,朋友们来家里做客,有人见到墙上贴满毛主席画像,其中一幅画边角有破洞,画旁边放着太婆织毛衣的针线篮子,于是向当局告密说太婆用针扎诅咒毛主席。

半夜里一伙人冲进家里,拉太婆去审讯,把太婆打成重伤,当时老太太年事已高,很快去世了。外婆一辈子都在和子孙们说这件事,你信任的朋友,竟然会陷害你。她写了不少日记和文章,但都不敢发表。

而他的爷爷是文革时期的小红卫兵,十几岁,跟着同龄人到处打砸抢——连告密的步骤都省略了,想砸谁家就砸谁家。爷爷解释,那时候若不和同龄人一起去打砸,那些青少年就会说他是反革命分子,把暴力的矛头指向他。但爷爷认为自己也有底线,只敢砸东西,不敢打人。

1980年以后,仿佛一切都翻篇了,家里没有人知道诬告太婆的,具体是哪个“朋友”,也没有任何人被追责。只有他的爷爷觉得自己年少无知的时候做了荒唐的事情,想来又后悔又无意义。

这位学生把原因归结为“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的裹挟”,无论他的爷爷,还是那个告密者,或者打死他太婆的人。

但我告诉他,不是这样,人总是有自主性的,连你的爷爷也知道只砸东西、不伤人。而且,并不是“没有追责”。我和他讲了我家长辈的故事:

我的姨奶奶年轻时很漂亮,爱唱歌跳舞。“上山下乡”期间,有位男青年追求她,她拒绝了,那位男青年告发她私藏“反动歌曲”,把她抄写歌词的纸张拿出来作为证据。她遭到广场批斗,她很清楚是谁告发的,她也很清楚那个人的动机完全出于妒忌和个人恶意。

我的奶奶是红卫兵头目,文革开始时,她已不是十几岁的孩子,她是成年人,经历过战争,有官职,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1979年她受到审判,然后入狱。出狱时已垂暮之年,但她从不觉得自己有一丁点错,她变成一个疯狂的老太太,憎恨全世界。

她死后,她的哥哥在晚辈面前这样评价她:“你们的奶奶年轻时就是坏人,我早料到她一旦有机会便会干出很坏的事。”那个时代给了她机会。她不能辩称她是无奈的、被环境裹挟的。

同样在文革时期,我的外公外婆职位比我爷爷奶奶高很多,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了许多知识分子。他们则认为我的奶奶属于“小人得志”的典型,出身低卑,好不容易得到点小权,不懂善用,只会拿来欺负别人。

至于那些没有公开受审的人,学院某教授讲过一个故事:

他的小学老师,趁文革公报私仇,打断另一个老师的腿。受害人和亲属,在文革后展开复仇行动,把打人者逼得走投无路,上吊自杀,他的妻子疯了,孩子流落街头,不知所终。

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里,人性都是多样的,且不是毫无选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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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Tuilindo 恶被激发,都是受害者,又都是加害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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